如此繁华，无论是喧嚷的街市，还是清寂的夜巷，都宛若梦中才有的情景——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东京，犹如一场好梦，是一场一年四季都不愿醒来的好梦，“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竞住于天街，宝马争驰于道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恰像一位曾经恰逢其时的宋代文士所津津追忆的那样，色、声、香、味、触、法，无不极尽人间至乐；眼、耳、鼻、舌、身、意，无不享尽尘世繁华。

对生活在宋代的人来说，或许再没有哪个梦境，比生活在如此繁华的东京更令人魂牵梦萦，对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或许再没有哪种幻想，比回到想象中物质与文化双重造极的宋代更令人心驰神往。那些留存于笔记文献之中的只言片语，那些考古发掘出土的吉光片羽，无不成为想象那个如梦时代的质料。一枚茶盏，可以想见茶肆中斗茶争巧的喧嚷与激烈；一只瓷盘，可以想象里面曾盛放着令人食指大动的羔羊美食；一个酒瓶，可以想象东京正店的琼浆玉液散发着浓烈的醇香；即使是一枚钱币，历经岁月侵蚀，仍能从漫漶的文字中，看到那摩挲过这枚钱币的千千万万双手，是如何搭建出这座梦一般的繁华之城。

但，梦所以为梦，就是因为它早晚会醒来。公元1127年，东京，这座繁华梦都陷没在金军铁蹄之下，犹如滚落的铜钱，犹如摔破的杯盘，犹如倾倒的琼浆美酒，犹如春风沉醉醒来后面对的满目狼藉，眼前只余那些前尘旧影般梦的残片。

然而，不摧不折不毁灭，焉能求得极致之美？记忆的拣选会刻意留下那些值得慰藉的繁华，而将留存后世的教训化作嗟叹与怅恨。醒来后的生活，也会成为下一场梦的质料。一如昼夜轮转，梦醒亦有时。

花开盛艳易残，情到深处易散，梦入仙乡易醒，人一去不复还。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事林广记》中的东京汴梁图。

这座都城本就诞生于欲念之中，虽然论起出身，东京汴梁似乎并不那么光彩，它是拥兵自雄的后梁太祖朱温舍弃了被唐末战火毁败的长安和洛阳，以一己之欲划定的东都开封。这位篡位之君，又被儿子朱友珪弑杀，弑父逆子尚未焐热龙榻，又被他的异母弟朱友贞从开封领兵诛杀。父子兄弟相残的夺权血斗，让这座城市从一开始就染上了血腥之气。之后，它又成为甘为契丹儿皇帝的石敬瑭的东京。石敬瑭的后晋被后汉取代，后汉又被后周取代，是后周开始洗涤这座城市的血腥与耻辱：

“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同，时向隆平，日增繁盛。”

周世宗兴建东京的诏书，只用“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八个字便轻而易举地抹平了过去数十年来发生在这里的暴戾过往。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养父，后周的建立者郭威在拥兵政变时，为了犒赏这群助他登上帝位的虎狼兵丁，特意下令允许士兵在开封抢劫十日。不到三日，这座城市就“几成白地”。

而这距离他写下这份诏书，还不到五年的时间。

纵使如此，周世宗决定重新书写这座都城的历史。“听民随便筑室”，诏书的寥寥数字，便从开始为这座都城写下了一座世俗之城的定义。他下令拓宽城市道路，将原先侵占街衢的民舍“命悉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可以隐约看到城门上的匾额“郑门”，或应是东京汴梁最重要的城门之一“新郑门”。新郑门位于东京外城西墙偏南，出新郑门向西两公里，南有琼林苑，为春季殿试后帝王赐宴新科进士之所；北有金明池，为皇家举行龙舟争标竞技的皇家园囿，但每年三月初一至四月初八会向百姓开放，民众可在东岸搭建的彩棚欣赏水戏，还可以捕鱼。再向西，则是通往巩义皇陵的谒陵要道。

《骷髅幻戏图》局部，象征死亡的骷髅用牵线傀儡吸引小孩儿奔向死亡。

孟元老没有写下这些残酷的内容——虽然他必然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但有的往事可以成为不愿醒来的华胥美梦，有的往事却只堪成为不堪回首的惊觉噩梦。在他的《梦华录》，劫火、饥荒与死亡没有一席之地。在他的梦里，州桥夜市上小吃物品永远是如此繁盛而便宜，“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貛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毎个不过十五文”。

孟元老固然只将记忆中的繁华太平景象拣选出来，诉诸笔墨。但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那些如金屑银泥般的字里行间中，仔细咂摸，却仍能咀嚼出让人眉头一皱的沙砾。他对御街的记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御街，顾名思义，是皇宫正门宣德门前那条宽广的大道，是天子出宫巡幸时銮舆仪仗所走的御道。但这条御道在过去，并非只允许皇帝一人独占行走，御街两旁的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但宋徽宗政和年间却突然下令，禁止平民百姓在御廊上做买卖，不仅如此，御街上还“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杈子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