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日，华东某市纪检监察干部向记者反映了问责兼职中遇到的困扰：该省环保督察组在发展督察兼职过程中发现一些疑问线索，将其移送给由该市纪委、组织部、环保局等组成的团结观察组进行观察。然而，当该市纪委凭据观察后果拟出问责决意后，督察组却提出异议，觉得该市纪委问责力度不够，不像其余市都有立案情况，乃至要求该市纪委“起码保证有1起立案”。

“对于关联疑问线索，我们进行了详细仔细的观察，依规依纪依法逐一核实、辨别、认定义务，山东济宁墙体广告经过团体谈论后拟出问责决意，后果却由于‘没有1起立案’而被否认，乃至还被误解为问责不严不实不力。”参与观察问责的该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满肚子“苦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相似疑问并非个例。有的地方产生重大安全变乱，本地政府组织观察后，要求纪委对关联人等从严问责，并明白提出“某某要解雇党籍”“某某要移送司法”；有的搜检组、督导组在交卸疑问线索时，干脆将具体处理意见逐一列出，和盘端给纪委；另有一些巡查梭巡组将发现的所有疑问都扔进“问责事变”的筐子里，要求关联部分或者干脆交由纪委以种种形式问责，以此作为倒逼义务落实的“万用灵丹”……究竟上，这些部分或组织固然没有干脆进行问责，山东济宁墙体广告却通过种种方法将问责意见强加给纪委。这些越位错位的做法，不但对纪委履行专责带来了不利影响，也很轻易造成问责出现误差，妨碍问责兼职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问责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兼职，不能谁说问责就问责，想怎么问责就怎么问责。要想把问责的板子打准打实，问责主体及其权责必需开始明白。”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间执行主任刘金程觉得，毕竟谁有权问责，谜底就在问责条例、监察法等关联法规中。

问责条例第八条划定，“问责决意该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此中对党的老板干部，纪委（纪检组）、山东济宁墙体广告党的兼职部分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法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规律处分方法问责，根据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划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监察法第四十五条明白，监察构造可以凭据监督、观察后果，“对不履行或者不精确履行职责负有义务的老板人员，根据管理权限对其干脆作出问责决意，或者向有权作出问责决意的构造提出问责建议”。

“由此可见，除了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以外，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党的兼职构造也有党内问责权限；监察构造则可以根据管理权限干脆作出监察问责决意。在具体实际中，应留意做好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的贯通协调，充裕发挥问责效率。”刘金程觉得。

也有不少干部向记者反映，问责兼职中存在实施主体单纯化、纪检监察构造“包打全国”“一把快刀什么都要砍”的现象。一些党组织和党员老板干部习惯性地、想固然地觉得，问责即是纪委（纪检组）的事情，这种情况越到基层越普遍。好比，一些地方在环境护卫、信访维稳、文化城市建立等兼职中出现推进不力等疑问，都要求纪检监察构造实施问责，而不是由相应的党委（党组）来实施。

对各地问责数据抽样观察的后果，验证了上述情况确实存在。如，2017年安徽省安庆市纪委共问责市管干部59人，山东济宁墙体广告市委未干脆作出干涉责决意，市委各兼职构造中仅有市委组织部问责2人，且均为市纪委观察后移送组织部处理。又如，2018年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累计问责处理（书面搜检及以上）152件次，此中通过纪检监察构造实施问责118件次，约占问责总数的77.6%。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掌管。落实问责义务，既要鉴戒主体不明、越位错位，也要防备义务空转、缺位失位，这是一体两面的疑问。”上海市普陀区纪委常委、区监委委员、案件审理室主任杨剑觉得，各问责主体必需明白权责、履职尽责，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替代，在各项程序性环节中都要坚持和加强党的老板。

针对问责主体越位缺位等疑问，一些地方踊跃进行探索：有的将各级基层党委（党组）实施问责的情况归入党风廉政建设义务制考核中间；有的订定党组织和党的兼职构造发展问责情况向纪检监察构造通报轨制，等等。比方，2018年底，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纪委与区委组织部团结订定了《区管干部诫勉里面操纵规程》，明白了区纪委9种适合景遇、区委组织部9种适合景遇，通过建章立制规范问责、压实义务。

“问责兼职是一项需要共同发力的兼职，既是高低纵向的，也是左右横向的。惟有各个问责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并肩作战，山东济宁墙体广告踊跃担负起问责兼职主体义务，问责利器才气加倍有力有用。”拱墅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示。